中国教育报消息 “在大学生眼中，哪些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大学生的文化符号观显示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偏向与人格特征？”11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王一川教授发布的大学生中国文化符号观大型问卷调查报告，以其出人意料的结果与权威数据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兴趣。　　

这项历时半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前20名分别是：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黄河、《论语》、圆明园、文房四宝、敦煌莫高窟、《史记》、造纸术、古典诗词和京剧。这与两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美国《新闻周刊》网民评选”而产生的相关“代表中国国家文化的20大符号”有较大不同。　　

一条不实新闻引发的“灵感”　　

那么这项引人注目的调查其原初动机和动力又来自哪里呢？王一川介绍说，两年前，一条轰动一时的外来“新闻”曾引起他的怀疑：美国《新闻周刊》根据美国、英国等国网民投票，评选出12大文化国家以及代表其国家文化的20大符号。其中代表中国文化的符号依次是：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及中国烹饪等。当时他觉得这个结果很奇怪，亦不足信，因为其中很多的所谓文化符号并不符合我们中国学者对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理性判断。为此，他特意委托学生给美国《新闻周刊》发了一封信，得到的回复是美国《新闻周刊》根本没有作过这样一个网络调查。　　

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令人信服的了解和及时应对，他们决定对全国在校大学生作一次抽样调查。2009年下半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开始按照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系统调研。此课题组首席专家为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和王一川教授，主持这项调研的是王一川教授，主要参加者有张洪忠副教授和研究生林玮，还有近百名研究人员参与，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24所高校中发放了近两千份问卷。本次调查内容具体包括三方面，即“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与“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　　

 出人意料的结果　　

此次调研结果显示，从整体排名情况看，中国当代文化符号普遍落后于传统文化符号，如当代人物符号中的刘晓庆、韩寒、崔健、李泽厚、宋祖英、周杰伦、邓丽君等得分都在200名以后；进入前50名的人物符号则是传统历史人物的孔子、孟子、屈原和现当代政治人物符号的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以及拥有政治和文化双重特征的鲁迅。　　

王一川说，这个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原以为当代大学生更喜欢周杰伦、李宇春等当代文化符号，没有想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如此强烈的自信，这与我们平时对大学生的了解——特别是他们的日常文化消费和个人喜好，比如听流行音乐、看劲爆大片等——又太不一致了。这令我们欣喜。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的影响力亟待提升，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课题。另外，根据我们对数据的后期分析，各种人口学特征，比如性别、地域、家庭城乡差异、专业等对调查结果都没有显著性影响。这说明大学生们在对文化符号的感知上惊人一致。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厚古薄今的理性化特征，使我不得不把它概括为当代大学生的流体型文化人格（或液体型文化人格），他们的言谈举止与内心理想之间可以形成灵活而流变的关系。　　

大学生文化人格与国民艺术素质教育　　

当代大学生中有很多人是流行歌星的狂热粉丝，而当他们做相关问卷时，下笔选择的首先并不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他们对中国文化符号的感知呈现出一种高度的趋同性和理性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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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这正是“流体型”人格的一种表现。这和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那一代人很不一样，当年的大学生更多地带有一种固体型文化人格，言谈举止与内心理想之间可以大体稳固而一致。而当代大学生在文化人格方面有时表现出一些看似矛盾的双重人格现象。　　

这个发现对我国当前开展文化艺术素养教育很有意义，它不仅可以为当前我国的文化对内凝聚与对外推广工作提供参照，还可以从中看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偏向与性格特征，供我国教育界参考，有利于对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化思想教育。　　

这次开展“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调查，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实施的一部分。在我国在校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中外文化符号调研，了解他们对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外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感知和判断，有助于从一个特定方面了解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及大学生群体对本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自我认同，同时还有助于促进高等人才培养改革措施更适应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在此次研讨会上，艺术学理论建设也是重要主题之一，即商议如何通过提高国民艺术素养来提升当代中国艺术文化和科技、媒介类符号的影响力，以及这些文化符号的品牌效应、经济效益如何积极合理地开拓，这是中国艺术学理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新问题.